我的万姐
万姐是我的堂姐，她是我大伯的女儿，名叫陈显万。她是1937年在万县（现在的重庆万州）出生的，所以名陈显万。
那年我还没有出生。1946年，我在涪陵出生，所以名陈显涪。
1940年，我的父母在涪陵结婚，特别邀请我的大伯全家来涪陵庆贺。
那天，天气很好，据万姐回忆，早上的太阳很灿烂，还有一片美丽的云霓。万姐全家在合川做生意，于是花高价上了一条当时的大轮船，因为大船安全，故而一票难求。谁料，船开到重庆朝天门时，不幸翻了船，全家都淹死了，幸运的万姐在临上船时肚子痛，痛得死去活来 ，被邻居带了回去，没成行，居然因此活了下来。
从此，没有了家的万姐便在我家住了下来，我的父母很喜欢她，把她当成了亲生女儿。
万姐把我当成了她的亲弟弟，她比我大九岁，我的父母工作忙碌，当时才9岁的她便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责任。
我的尿布是她洗，我的哭啼是她哄，我的睡眠是她陪，我的吃喝是她做。
我的父母当时都是老师，万姐从小便跟我的父母学文化，后来，她又成了我的“发模”老师，教我识字，教我写字。所以我5岁时便能用毛笔写作文，万姐又给我改作文。
我的父母都是江津县乡下的农民出身，靠着苦读，才有了大学文凭，所以他们也要求万姐努力学习。我的母亲当时在涪陵县涪光中学（解放后改名涪一中）教语文，她带着万姐在中学学习，后来，万姐考上了西北大学，从此，我便很少看见她了。
很多年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万姐的亲生父亲在那次翻船中有幸获救，并且又成了家，现已考入大连师范学院财务室工作，她们父女得以重逢，这是后话了。
二，万姐的命是幸福的
万姐的亲生父亲虽然还在世，可是远在大连，再加上她在我家生活了多年，基本就把我家当成了她的家。有一年，我还在上小学，万姐从西北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西安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那天同样天气很好，朝霞灿烂，云霓美丽，她带回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那人个子不高，很普通的样子，可是喜欢笑。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西瓜，父母老是陪着他们摆龙门阵，总也不开刀切瓜，我除了亲热万姐外，不大理睬那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但是总惦记着那个大西瓜。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名叫罗健夫，是万姐的男朋友，再后来，就成了我的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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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姐说，她和罗健夫是在大学时的同学，他是湖南人，说话有特色，我不大喜欢湖南话，老觉得很做作。但是我喜欢那个西安买来的大西瓜，很好吃，当时交通闭塞，重庆没有卖的。后来，罗健夫哥哥又因出差时路过我家，又带来了一个同样的大西瓜，我很高兴，于是，我便把他当成了自家哥哥。
我还记得万姐讲的罗健夫哥哥的故事。
几十年前，图形发生器在我国的研制成功，为国家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一位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分不开，他就是罗健夫。
1935年，罗健夫出生于湖南湘乡。1950年，罗健夫带头报名参军。1956年，他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原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771研究所）工作。1969年，罗健夫担任图形发生器任务课题组组长。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罗健夫只能一切从头学起，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这时我才知道，他带西瓜来时，是出差外地找资料。当时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1970年，罗健夫领导的科研组受到冲击，他们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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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同事回忆：“罗健夫这种身处逆境仍然投身科研工作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大家。”历时3年，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罗健夫团队终于研发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又过了3年，性能改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为研制大型集成电路微处理机奠定了基础。这一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然而，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向他袭来。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1982年2月，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罗健夫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要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家人。万姐后来知道了后心痛欲绝。医生告诉她，罗健夫的全身都布满了癌细胞，胸骨都酥了，一碰就断。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病去世。
1983年2月，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2007年，771研究所为他塑像，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罗健夫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2009年，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罗健夫生前对职务、名利看得很淡，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搞技术比当领导更合适。”如今，在湘乡一中校史陈列馆里，还存放着当年的《关于开展向模范共产党员罗健夫同志学习的决定》文件。每年开学第一课，学生们都要走进校史陈列馆，学习罗健夫的高尚情操，立笃志报国之誓。
我后来才知道，罗健夫、蒋筑英，创造了一个英雄的知识分子时代，我好骄傲，我的姐夫是罗健夫。
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万姐年年都要回湖南去看望罗健夫的家人，到湘乡一中校史陈列馆去学习罗健夫为党为民不怕自我牺牲的精神。
今年10月，万姐已经86岁了，行动不便的她依然在小女儿罗滔涛的陪伴下，去到了湖南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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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姐的命是人民的
万姐始终为我这个当弟弟的树立了好的榜样，她一生不为自己，她常常对我说：她的命是人民的。
罗健夫去世后，她一直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不为名，不为利，加工资，让贤：分房子，让贤：一切有个人利益的事情，全部让贤。至今，她仍然住在她结婚时与罗健夫居住的小屋内，几年前，我曾去西安看望过她，屋内几乎没有变化，一个结婚时买的小皮箱和床头上罗健夫的照片，就这样陪伴了万姐几十年。
罗健夫的妻子陈显万发扬罗健夫精神，她不要组织上任何特殊照顾，不要一星半点荣誉，身患重病仍出色工作。因为万姐不愿意说她的故事，我只好借助有关报道。
《光明日报》1985年10月16日 星期三02 版上有篇文章，特摘录于后：
本报讯记者刘炳琦、白建钢报道：在特等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罗健夫逝世三周年时，记者访问了他的妻子陈显万。这位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的中年工程师，离开了朝夕相处三十年的战友和丈夫以后，不要组织任何照顾，不要一星半点荣誉，身患重病，默默奉献，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多次被评为骊山微电子公司的“三八”红旗手和优秀共产党员。
三年前，在艰难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罗健夫丢下未成年的儿女和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公司上下千方百计安排好陈显万母子的生活，以寄托对罗健夫的怀念和哀思。可是陈显万却说：“老罗是老罗，我是我”，不要组织上任何照顾。一九八三年六月，公司建成两栋新宿舍楼，分房小组以“特需”的名义，把她家排在分房户的第二名。陈显万如坐针毡，找到领导说：“这样做是违背老罗意愿的，老罗如果活着也不会答应！”今年二月，公司又要分房，同志们见陈显万母子仍住在斗室之中，纷纷请求领导一定给予解决。分房小组按双职工将陈显万排在同工龄者第一名。她急了，给党委写了一份“请求书”：“公司住房紧张，困难户很多，请把我按单职工排在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志最后面”，又一次拒绝了组织的照顾。
罗健夫的事迹公布后，一家报纸计划为陈显万写一篇报道。记者前往采访，陈显万却躲了起来。公司宣传部长亲自出马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她。她还是坚持着说：“老罗是老罗嘛，我有什么好宣传的！”记者只好作罢。
生活中又一次沉重打击是在一九八三年，陈显万患了严重的淋巴结核病。开始好几家医院无法确诊，怀疑是癌症。同志们都为陈显万捏着一把汗，她照样坚持上班。公司领导让她到外地检查，她一拖再拖，丢不下自己的工作。直到腋下淋巴结肿块破裂，航天部领导作出指示，张爱萍同志打来电话，她才去北京检查。在北京，她日夜惦记着设计室的工作，没住多久，未查出结果就回到西安。接着，公司让她到第四军医大学治疗，医生多次开假条让她半休，领导嘱咐，同志们劝说，可她从未休息过一天。
陈显万常说：“老罗是老罗，我是我，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我是他的妻子，应该像他那样干！”
陈显万一九五九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在公司从事计算机研制工作。近两年来，她拖着一直发低烧的病体，始终坚持工作，五十多岁的人了，干起活来比小伙子还卖力。同室的同志们都说：“如果大家都像陈显万那样，我们国家早就上去了！”
万姐年龄大了，她的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大女儿罗寒英在国外工作，小女儿罗滔涛在外单位工作，我想念她，很想去看望她，她老是说：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望我，我只需要你们好好为党为人民工作，我在入党宣誓时，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我的命是人民的。不久前，我的亲妹妹去西安，我委托她去看望了万姐，她与万姐合了影，我发在报上了。她身体多病，但还神采奕奕，我想，这与她高尚的情操不无关系，因为人们都说她：是活着的罗健夫。
